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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五”规划将金融体系定位为支撑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枢纽，明确提出“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并突出强调金融必须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将维护金融安全提升至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维度。规划系统提出了“十四五”期间金融改革的顶层架构，聚焦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效率和稳健性，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金融支持。在总体战略层面，规划提出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金融体系结构优化和制度型开放。具体包括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构建更加灵敏有效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和期限结构的合理性。同时，规划着力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明确提出要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补齐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短板，构建涵盖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及区域股权市场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促进资本与科技、产业的高水平循环。在市场主体方面，规划要求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推动上市公司提升治理质量和信息披露水平，建立健全常态化、多元化的退市机制，实现资本市场“进口关”与“出口关”的双向优化。

　　随后的多项高层部署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了金融强国建设的具体举措。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2024年5月）聚焦“推动经济金融良性循环”，突出强调金融资源要更精准有效地支持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科技与金融的高水平循环。2024年4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新国九条”），着眼于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从完善发行上市制度、强化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加大退市力度、加强投资者保护等16个方面作出系统安排，旨在显著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和发展质量。二十届三中全会（2024年7月）则从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强调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注重各项金融改革的系统性集成和协同高效。

　　“十四五”期间，我国金融体系深化改革、稳步开放，在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总体实现了预期目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著增强。截至2025年8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到433.66万亿元，同比增长8.8%。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265.42万亿元，同比增长6.6%，信贷支持保持较强力度，为经济恢复发展提供了稳固的金融支撑。直接融资比重实现稳步提升，融资结构持续优化。截至2025年8月末，企业债券余额为33.47万亿元，同比增长3.7%；政府债券余额为91.36万亿元，同比增长21.1%，体现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发力支持；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为11.99万亿元，同比增长3.4%。直接融资渠道的拓宽有助于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分散金融体系风险。

　　在防控金融风险方面，金融体系稳健性持续增强。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总体稳定，不良贷款率始终控制在较低水平；重点金融机构平均资本充足率保持在14%以上，风险抵御能力显著提升。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监管协同发力，重点领域风险得到有效遏制，未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事件。据9月22日“十四五”时期金融业发展成就新闻发布会披露，“十四五”时期，金融监管部门始终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监管首位主责，在多领域纵深推进风险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从核心指标看，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偿付能力等关键监管指标持续处于“健康区间”；从风险处置成效看，5年累计处置不良资产规模较“十三五”时期增幅超40%，行业抵御风险的资本与拨备总规模突破50万亿元，为应对各类挑战筑牢坚实的韧性基础。

　　资本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和支持创新方面的功能尚未完全发挥。尽管“十四五”以来直接融资比重有所提高，2025年8月末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为31.6%，但仍显著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股票市场层面，A股市场仍存在波动性较高、定价效率偏低的问题。尽管注册制改革已正式落地实施，但退市机制尚未完全畅通，2024年市场退市率仅约1%，显著低于美国（6%-10%）、英国（5%以上）等成熟市场水平。债券市场方面，利率债与信用债仍存在分割，评级区分度不足、违约处置机制偏弱，风险定价能力有限。总体来看，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和战略新兴产业的能力仍需增强，提升直接融资比重、完善资本市场功能仍是未来改革的重点。

　　绿色金融已取得显著成就，但市场化与国际化水平仍不足。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市场，2025年绿色信贷余额超40万亿元，绿色债券存量规模超过2万亿元。但绿色金融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一是标准体系尚未统一，各部门、各地区对绿色项目认定标准存在差异，影响市场一致性和国际互认；二是信息披露质量参差不齐，与国际标准相比仍有差距，影响市场公信力；三是产品创新仍显不足，绿色期货、碳金融衍生品、气候保险等风险管理和投资工具发展滞后，碳市场流动性有限，价格发现功能不健全。此外，部分企业存在“洗绿”“漂绿”行为，绿色金融资源配置尚未完全实现精准直达。整体而言，绿色金融市场仍以政策驱动为主，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和内生动能仍有待加强。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养老金融的短板日益凸显。预计到2035年60岁及以上人口将突破4亿，占总人口比重超过30%。现行养老金融体系结构失衡，第一支柱公共养老保险占比超过60%，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覆盖有限，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发展较慢。截至2024年11月底，全国已经开通了7279万个个人养老金账户，但实际缴费人数只有1540万，缴费率不到21%。符合养老需求的金融产品供给不足，养老目标基金、商业养老保险等规模较小，难以满足多元化的养老储备需求。长期资金与资本市场的对接机制不畅，保险资金、社保基金等长期资本入市比例仍偏低。同时，养老金融与养老产业融合程度不足，资金供给与养老服务供给之间缺乏有效转化渠道。养老金融在制度设计、产品创新、资产配置与服务生态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难以有效应对老龄化带来的长期资金需求和社会养老压力。

　　“十五五”期间，金融强国建设的路径将更加明确。一是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投资、储备中的使用比例显著提高，预计到2030年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提升至5%以上。二是完善货币政策框架，健全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增强货币政策调控的前瞻性、精准性和有效性。三是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金融机构，支持中资金融机构通过市场化方式做大做强，打造3-5家进入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榜单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四是建设与国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国际金融中心，以上海、香港、深圳为重点，构建功能互补、协调发展的金融中心体系。五是构建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提升穿透式监管能力。六是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和专业能力的金融人才，建立与金融强国建设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体系。

　　科技金融在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不仅是资金供给的一种方式，更是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桥梁。随着我国进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科技金融已经从边缘性的金融补充逐步上升为服务国家战略、推动产业升级和实现核心技术突破的重要动力。中央金融工作会议（2023年）明确提出，要“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并强调通过资本市场、信贷支持和多元融资渠道为科技企业营造良好环境。“十五五”期间，科技金融将重点构建多层次科技创新融资体系，为科技企业提供“全链条、全周期”的资金支持，同时强化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引导功能，提升直接融资比重，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融资环境。金融机构也将加大创新力度，推出符合科技企业特点的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结合风险分担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进一步增强社会资本支持科技创新的信心，为创新创业营造稳定的发展环境。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竞争日趋激烈，已经成为大国博弈和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领域。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前沿技术正在加速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正处于由“跟跑”向“并跑”、乃至“领跑”的关键阶段，这一转型窗口极为宝贵。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仅依赖科研人员的持续攻关，也需要金融体系提供充足、灵活且高效的资金支持。《“十四五”金融业发展规划》指出，要“加快发展科技金融，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投融资服务链”，推动金融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国务院发布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实施细则》也进一步明确了金融在成果转化中的支持路径。然而，科技创新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不确定性强等特点，与传统金融追求稳健、安全和短期回报的模式存在天然矛盾，使得传统金融服务难以满足科技创新的需求。因此，迫切需要发展一套符合科技企业成长规律的新型金融支持体系。

　　为破解上述矛盾，“十五五”期间的科技金融政策思路将更加清晰：一方面，要健全多层次科技创新融资体系，完善从种子期、初创期到成长期、成熟期的全生命周期融资链条，逐步形成以创投和私募为主体、资本市场为核心、银行信贷为补充的多元化格局；另一方面，要强化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深化科创板改革，完善注册制和并购重组等制度安排，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动资本与创新要素的高效匹配。同时，金融机构需加快创新科技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设立科技支行，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股权质押、预期收益质押等方式，并建立以研发投入、专利数量和市场潜力为核心的评价体系。政府层面则应完善风险分担机制，通过设立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科技信贷风险补偿机制以及探索科技保险、专利保险、研发失败保险等工具，有效分散风险，增强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积极性。近年来，央行已设立科技创新再贷款工具，并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显示出政策逐渐由点状支持走向系统化布局。

　　绿色金融在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其重要性已经从单纯的环保领域上升为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支柱。绿色金融不仅是推动能源结构转型、产业升级和污染治理的重要抓手，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关键环节。“十五五”期间，绿色金融的发展方向将更加明确和系统化，重点在于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推动绿色项目的认定和分类规则与国际接轨，逐步形成统一、透明、可操作性强的绿色金融标准，为资本流向绿色产业提供制度依据。与此同时，还将进一步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工具，不仅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还会发展碳金融产品、绿色保险、转型金融工具等多样化选择，从而满足不同类型企业在绿色转型过程中的差异化融资需求。

　　为实现这一目标，未来的普惠金融政策思路将更加精准和系统。一方面，要健全多层次普惠金融组织体系，优化普惠金融机构布局，鼓励中小银行、农村信用社等深耕基层金融服务，支持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探索差异化发展。同时，在合规监管框架下，互联网金融机构也将被鼓励发挥技术优势，创新线上化、智能化的服务模式，提升普惠金融的覆盖面和便利性。另一方面，要完善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针对小微企业、农户、灵活就业者、低收入人群等不同群体，开发差异化、精准化的金融产品，如创业担保贷款、农业生产贷款、助学贷款、养老储蓄等，切实满足他们的多样化金融需求。此外，还要强化政策支持，完善财税激励、货币政策工具、监管考核等措施，既降低金融机构提供普惠服务的成本，又提升其可持续性与内生动力。与此同时，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也将得到加强，包括进一步完善征信系统、支付清算系统、农村网点布局和数字化服务平台，从而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安全性与便利性。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数字普惠金融将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主流方向。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金融服务将更加智能化、场景化和个性化，不仅能有效降低运营成本和风险，还能通过对用户行为和信用数据的精准分析，提高贷款发放、风险定价和信用评估的科学性。在此过程中，普惠金融与国家战略的融合将进一步加深，特别是在乡村振兴战略中，金融服务将精准对接农业现代化和农村产业发展需求，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这与《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22—2025年）》提出的“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可持续性”的目标高度契合。与此同时，普惠金融还将与社会保障体系协同发展，通过提供普惠保险、养老金金融产品、小额信贷等，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为他们提供更为全面的金融保障。随着这些举措的落地，普惠金融不仅将在提升金融包容性上发挥作用，更将在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发挥更加深远的战略价值。

　　养老金融将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要手段，也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与社会保障体系相结合的重要环节。近年来，我国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2023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19.8%，预计到203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的30%左右，届时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在这种背景下，养老金缺口问题日益凸显，仅依靠传统的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个人养老金）难以满足庞大且多元化的养老需求。人口老龄化不仅带来社会保障压力，也对金融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迫切需要通过发展养老金融来拓展资金来源，提升资金运作效率，并为老龄人群提供更加全面、多样和个性化的金融保障。

　　在“十五五”期间，养老金融政策思路将更加系统化和前瞻性。一方面，要加快发展多层次养老金融体系，推动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养老金等多支柱体系协同发展，形成政府、企业、个人共担责任的格局，以分散风险、提高保障水平。另一方面，要丰富养老金融产品供给，开发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如稳健型养老理财、保障型养老保险、长期养老基金、灵活的养老信托等，既满足不同收入群体的养老储备需求，也兼顾不同风险偏好和资产配置需求。同时，还需完善养老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健全养老金融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框架，优化税收优惠政策，推动建立养老金融产品评价体系和信息披露制度，提升市场透明度和公信力，从而增强公众参与养老金融的信任度和积极性。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个人养老金制度将全面推开，参与人数和资产规模将快速增长，成为养老金融市场的重要支柱。据统计，截至2025年一季度末，养老金产品已备案649只，实际运行573只，规模约为2.42万亿元，成立以来累计收益率约33.46%。这一进程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关于发展个人养老金的意见》中提出的“建立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的要求高度一致。随着制度的完善和市场的发展，养老金投资管理将更加市场化、专业化，投资将更加注重长期稳健回报，资产配置趋向多元化，投资管理能力不断提升。同时，养老金融与财富管理将深度融合，成为财富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居民资产配置从短期投机向长期投资转变，从而不仅缓解养老金缺口问题，也能促进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

　　在“十五五”期间，数字金融政策思路将更加清晰并趋于系统化。首先，将稳步推动数字人民币研发和应用，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和应用场景，既要在零售支付、政务缴费、公共服务等领域推广，也要探索跨境支付和国际合作的可行路径，构建完善的数字人民币基础设施和生态体系。其次，将在鼓励创新的同时规范发展金融科技，推动金融机构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提升风控水平与服务效率，但同时要强化对新兴金融科技的监管，防范因技术失误或过度创新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再次，要加强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推动金融数据的分类分级管理，完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机制，既要释放数据的价值潜力，又要避免数据垄断、数据滥用等行为，保障市场公平与消费者权益。最后，将完善数字金融法律法规和监管框架，制定针对性更强的数字金融法律法规，明确各类市场主体的权责边界，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并通过监管沙盒等创新工具探索灵活、精准的监管模式。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数字人民币的推广将全面提速，并逐步从试点走向大规模应用。其在零售支付、工资发放、跨境支付等场景中的应用将更加普及，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和金融体系韧性，并可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逐步发挥更大作用。同时，金融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也将加快推进，支付清算、征信系统、交易结算平台等将加速实现智能化升级，从而显著提高金融体系运行效率和透明度。监管科技（RegTech）也将成为金融监管的重要支撑，监管部门将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工具实现对金融风险的实时监测、精准识别和高效处置，提升对复杂金融活动和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能力。这与《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和《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中关于“强化数字金融监管，完善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的要求高度契合。整体来看，数字金融将在保持创新活力的同时走向合规、透明和可持续发展，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体系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最后，在增强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功能方面，“十五五”期间将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完善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等多层次市场体系，构建包容性更强的市场生态，提升资本市场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融资服务能力。预计产业链金融将成为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模式，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升级；科技创新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将显著加大，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全方位支撑。同时，区域协调发展的金融支持机制也将更加完善，实施差异化金融政策，推动产业在不同区域合理流动和布局优化，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这与《十四五规划纲要》和《关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的“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增强资本市场枢纽功能”的政策导向高度一致。

　　人民币国际化正沿着多维度路径稳步推进，形成了覆盖贸易、支付系统、数字支付与货币合作的立体化发展格局。首先，在人民币贸易结算领域持续突破。作为全球能源消费第一大国，中国经济发展对进口能源的需求长期处于高位。为降低传统能源贸易对美元定价结算体系的依赖，中国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上线了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品种，为全球原油等大宗商品贸易提供了非美元结算的新替代路径。近年来，随着中美关系紧张态势持续升级，中国进一步深化与非美国家的贸易合作，通过政策引导与市场对接，不断提升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使用占比，让人民币成为更多双边贸易中的结算选择。其次，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全球影响力显著提升。近年来，美国频繁动用制裁与关税工具，促使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探索支付体系的替代方案，这一背景下CIPS的价值日益凸显。例如，在美国及其盟友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禁止俄多家银行接入SWIFT系统后，俄罗斯境内不少银行将部分外汇资产转为人民币，同时用CIPS替代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保障跨境资金正常流转。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在9月16日举办的第十四届中国支付清算论坛中透露，当前CIPS业务已覆盖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上半年累计处理业务402.95万笔，处理金额达90.19万亿元，如今已成为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基础设施之一。再次，数字支付领域的探索走在国际前列。中国早在2019年底便率先推出央行数字货币（CBDC），即数字人民币，为跨境支付创新奠定基础。在跨境场景中，中国央行联合国际清算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央行及阿联酋央行共同发起多边数字货币桥项目（M-Bridge），自2022年起持续推进跨境数字货币结算实践；今年9月24日，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更于上海正式启动运营。随着国际支付格局的深度调整，中国有望进一步拓展数字支付及配套基础设施的创新路径，持续巩固在数字金融领域的领先优势。最后，人民币双边互换协议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逐渐成为各国央行应对流动性风险的重要工具，多国陆续开展相关合作。中国也借此契机积极推进货币互换合作，参与方央行可借助协议额度，用本币兑换所需的外币流动性，保障跨境交易。截至2025年5月，中国已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管理机构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总规模约4.5万亿元人民币，为人民币在区域范围内的使用提供了流动性支撑。

　　国家发改委的课题研究是“十五五”规划政策重心的重要前瞻性指引。从五年规划编制惯例来看，通常于规划启动前两年（2024年，对应“十五五”）启动研究课题征集，前一年（2025年）正式开展规划编制，规划启动当年（2026年）经全国两会审议通过后正式印发，因此课题研究成果是规划编制的核心基础，可据此预判 “十五五”《纲要》的重点领域。回顾“十四五”时期，2020年发改委提出《“十四五”时期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和实施路径研究》课题，对应“十四五”规划中“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的表述，凸显“稳慎”的核心基调。而2024年发改委发布《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研究》课题，结合当前国际环境提供的战略窗口期与国内条件的持续积累（如CIPS覆盖范围扩大、数字人民币落地等），“十五五”规划或将把“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作为金融领域核心任务之一，政策导向从“稳慎推进”向“有序推进”升级，并设定清晰的时序目标与分层推进路径：短期聚焦数字人民币跨境场景扩容、CIPS全球覆盖率提升；中期推动人民币全球支付份额提升，同时前瞻性布局区域货币合作、资本市场回流机制、数字货币生态三大核心领域，为人民币更高阶国际化筑牢根基。

　　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关键在于构建完善的战略支撑体系与跨境回流机制。从当前现状看，境外投资者持有境内债券、股票的市值占比约为3%-4%左右，远低于支撑人民币实现更高阶国际化所需的临界水平。人民币若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需建立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有效回流机制，这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市场的深化发展、高水平开放必须同步推进：一方面，通过扩大资本市场准入、丰富人民币计价金融产品（如国债、衍生品等），吸引境外长期资本流入；另一方面，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框架，保障人民币资金“流出-循环-回流”的顺畅性。从国家战略维度看，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已不仅是金融体系自身改革的需求，更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战略支撑与必要前提，唯有形成“人民币输出-资产配置-资金回流”的闭环机制，才能避免国际化进程受阻，为“十五五”时期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随着金融强国建设的深入推进，“十五五”期间银行业将面临更加复杂的转型升级环境，需把握“优化信贷结构、服务战略领域”的核心方向。银行业需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将更多资源向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金融等领域倾斜。例如在绿色低碳领域，通过专项信贷产品支持新能源项目、低碳企业发展；在科技创新领域，针对科创企业轻资产、高成长的特点，推出知识产权、科技信用贷等差异化产品，以金融活水精准匹配国家发展战略需求，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与此同时，银行业需顺应数字化、智能化大趋势，将技术创新作为信贷结构优化的重要支撑：通过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新兴技术，重塑业务流程与服务模式。在绿色供应链金融中，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项目碳排放数据、资金流向的全链路追溯，提升信贷投放精准度；在科创企业服务中，借助人工智能构建多维度客户画像，破解传统风控对抵押品的依赖，助力优质科创企业获得融资支持；在风险管控环节，通过大数据风控模型实现贷前、贷中、贷后的全流程智能化管理，既保障信贷资源安全，也提升服务效率与客户体验。

　　“十五五”期间，保险业将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期，行业定位在回归保障本源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逐步提高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重点项目”的核心方向，实现保障功能与服务实体的深度融合。在业务层面，保险业将以服务实体经济重点项目为导向，强化保障功能的精准性：一方面，加快发展健康保险、养老保险、巨灾保险、农业保险等民生保障型业务，尤其在人口老龄化和公共卫生挑战背景下，重点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医疗健康险发展，通过完善民生保障间接为实体经济稳定运行筑牢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深化与实体经济重点项目的联动，针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科技项目、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定制全方位风险保障方案，例如为新能源基建项目提供财产险与责任险组合产品，为科创企业研发阶段提供研发中断险，通过保险机制分散项目风险、降低投资顾虑，为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发展保驾护航。在资金运用层面，保险业将以“提高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为核心抓手，强化服务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撑能力：在严格风险管控前提下，保险机构将逐步提高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把更多长期、稳定的保险资金投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先进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例如通过股权投资、基金投资等权益类方式参与科创企业上市前融资，或认购绿色产业基金支持低碳项目建设，充分发挥保险资金“长期、稳定、规模大”的特性，既提升资金配置收益，更成为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资本力量。

　　“十五五”期间，基金业将迎来高质量发展的黄金期，行业核心发展逻辑从“重规模”向“重回报”深度转型，以“强化投研能力、提升长期收益稳定性”为核心目标，在满足居民财富管理需求、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中发挥更精准的作用。规模增长将以“长期回报稳定”为前提，形成“回报驱动规模”的良性发展格局，而非单纯追求规模扩张。在核心转型方向上，基金业将把“强化投研能力”作为“重回报”的根本支撑：一方面，基金管理公司将重构投研体系，聚焦“提升长期收益稳定性”优化投研资源配置，强化跨市场、跨周期的宏观研判能力，避免短期投机性策略，通过扎实研究筛选长期价值标的；另一方面，打造差异化投研优势，针对不同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偏好，设计匹配的长期收益策略，切实将投研能力转化为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在产品布局上，基金业将以“提升长期收益稳定性”为导向优化产品结构，而非单纯追求产品数量与类型的多元化：股票型、债券型、混合型、指数型、QDII基金等产品的设计与发行，需基于投研团队的能力边界，例如指数型基金需通过投研优化跟踪误差控制，提升长期跟踪收益；QDII基金需依托全球投研网络筛选优质海外标的，避免盲目布局；同时，重点发力养老目标基金、ESG基金、公募REITs等契合长期投资需求的产品：养老目标基金需通过投研制定动态资产配置策略，匹配居民长期养老资金的稳健增值需求；ESG基金需通过专业ESG研究体系筛选可持续发展标的，在控制风险的同时追求长期收益；公募REITs需通过投研深入分析底层资产运营能力，保障长期分红稳定性，让多元化产品真正服务于“重回报”目标。

　　证券业将在“十五五”期间迎来新一轮转型升级，成为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和直接融资比重提升的直接受益者。随着交易制度不断完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加速建设，证券业将在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科技创新和推动产业升级方面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未来，证券公司将加快向综合化、专业化、数字化和国际化方向转型，构建以投资银行、财富管理、资产管理、机构业务为核心的多元化业务格局。投资银行业务将继续向专业化、精品化方向发展，不仅要满足企业IPO、再融资和并购重组需求，还要提供全生命周期、全方位的融资与财务顾问服务，特别是加强对科技创新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绿色低碳企业的支持力度。财富管理业务也将迎来爆发式增长，证券公司将强化资产配置和投资顾问能力，提供涵盖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理财产品、养老金产品的综合化财富管理方案，以满足居民财富保值增值和养老储备需求。机构业务方面，证券公司将进一步提升研究和交易能力，打造国际一流的研究服务平台和高效的交易体系，为机构投资者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同时，证券业的数字化转型也将全面提速。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证券公司将在投研、风控、交易、合规等方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提升效率和服务水平。国际化发展方面，证券公司将积极参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拓展海外布局，加强跨境投融资合作，提升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监管层也将引导证券业在创新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合规与风险控制，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确保行业稳健运行。可以预见，证券业将在“十五五”期间迎来新一轮的黄金发展期，成为推动金融强国建设和服务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